1938年，国军上将钱大钧，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浙江股票配资网，当着众特务的面，一枪打死了副站长：“谁再敢告黑状，这就是他的下场！”
1938年6月的武汉，空气稠得像化不开的淤泥。日军的战机随时会撕裂长空，防空警报声与街道上匆忙的逃难脚步，构成了这座战时陪都最压抑的背景音。
午后一时，汉口江汉路附近的一栋西式办公楼内，沉闷的空气里甚至透着一股纸张霉烂与尘土交织的味道。那是军统湖北站的所在地。办公室内，档案架上的卷宗被整理得井井有条，电扇嗡嗡转动，试图驱散些许暑气。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杨士钧正伏案整理一份密报，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，字里行间，满是用来钉死将领的谗言。
门外，一阵沉稳而急促的皮靴声，如同重锤一般叩击着地板。
“砰——”
一声巨响，沉重的木门被一股蛮力撞开，晃晃悠悠地撞在墙壁上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。杨士钧猛地抬头，甚至来不及放下手中的钢笔，那杯青花瓷茶杯便在慌乱中摔落在地，陶瓷碎裂的声响清脆而决绝。
站在门口的，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钱大钧。他身着笔挺的深黄色将军呢料制服，腰间的勃朗宁手枪套还未扣严，脸上那股铁青的神色，比武汉六月的暴雨前夕更为阴郁。他在侍从室当过多年侍卫长，经历过西安事变的枪火与生死，身上自带一股令人胆寒的血腥气。
“杨站长，这份密报，你还要写多久？”钱大钧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如冰。
杨士钧显然没料到这位将军竟敢只身闯入军统的“虎穴”。他勉强撑起僵硬的笑脸，刚想开口解释，钱大钧已经大步流星地走到了桌前。没有争辩，没有质问，只有动作干脆的拔枪、上膛。
“砰！”枪声在密闭的办公室内炸响，仿佛瞬间抽干了所有的空气。杨士钧的胸口绽开一朵触目惊心的血花，他瞪大了眼睛，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整个人便向后栽倒，重重地撞在身后的书柜上，大叠的档案纸片如雪花般飘落，染上了殷红的血迹。
两名在场的特务吓得面如土色，手僵在枪套上，动也不敢动，仿佛雕塑一般呆立。钱大钧冷冷地环视四周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两具尸体。他收起手枪，动作从容得如同完成了一次例行公事。
“告诉戴雨农，”钱大钧看着那张冷汗淋漓的办公桌，语气平淡得令人发指，“有些事，我不希望在重庆再看到第二次。”
说完，他理了理衣襟，跨过杨士钧的尸体，昂首走出了这栋阴森的建筑。直到他坐上那辆黑色轿车消失在江汉路的街角，站内的哗然才如潮水般爆发。
这一声枪响，震惊了武汉，更震怒了重庆。
当时的军统，作为蒋介石的耳目，在国民党内部编织了一张严密的监控网，不知多少将领因密报而身败名裂。钱大钧，这位曾经的侍卫长，深受蒋介石信赖，却长期遭受军统的猜忌与监控。在战时压力与权斗倾轧的夹缝中，他终于忍无可忍。
戴笠闻讯后，气得将办公桌上的所有文件摔了一地，但面对蒋介石的“暂缓处理”，他也只能将这笔仇恨暂时压在心底。对于蒋介石而言，武汉会战正处于关键时刻，大局未定，他无法在此时折损一位掌握空军指挥的嫡系大将，但他也深知，这柄忠诚的利剑，从此出现了裂痕。
多年后，当人们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，钱大钧的这一枪，依然被视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内部残酷倾轧的最极端注脚。那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生死之争，更是那个动荡时代，无数英雄在民族大义与权谋陷阱中艰难挣扎的缩影。
那年武汉的夏天，终究是太闷热了。热得人心烦躁，热得空气中除了硝烟，还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这一枪浙江股票配资网，枪杀的是一个军统特务，却也亲手埋葬了钱大钧曾经辉煌的仕途，让那个原本就脆弱的抗日指挥中枢，平添了一抹无法抹去的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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