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路军副营长沦为奴隶。1949年青海解放后，他看到解放军帽子上的红星，对站岗的战士说：“我叫廖永和，是西路军的副营长前三配资公司，我要归队。”
眼前的男人哪还有半分红军军官的模样？他身上的蒙古族羊皮袍磨得发亮，上面沾满了黑乎乎的油垢，头发脏得纠结成毡片，脸上的皮肤被戈壁滩的风沙吹得粗糙如老树皮。
可唯有他那双亮得像祁连山雪的眼睛，藏着十二载苦难都没能浇灭的信仰火种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连汉语都不会说、只能说蒙语的“牧民”，曾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的副营长。
廖永和是安徽金寨人，13岁就参加了红军，是个经历过大别山风雨的老革命。
1936年10月，他随西路军西渡黄河，向河西走廊挺进，迎头撞上了西北凶残的军阀马家军。在甘肃高台和倪家营子的血战中，马家军骑兵的弯刀和马蹄铺天盖地。廖永和带着二营在枪林弹雨中阻击敌人，右腿不幸被弹片击中，鲜血浸透了棉裤。
部队撤退时，他因伤掉队，与十几名负伤的战友结成小队在祁连山中艰难求生。在青海苏里的一处岩洞里，他们不幸遭遇土匪袭击。战斗中，廖永和的左膝盖再次中弹，骨头被子弹直接击碎。
为了不拖累战友，廖永和急得直咳嗽，坚决让大伙丢下他去找大部队。最终，只有十四岁的通信员何建德含着泪留了下来。
在那个滴水成冰的祁连山洞里，两人靠着敲碎野兽骨头煮汤喝、挖冻土里的草根野菜，硬是熬过了四十多个极其严寒的昼夜。
后来，一位好心的蒙古族大娘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廖永和，用牲口将他驮回家中救治。然而，大娘的丈夫是当地部落的头人。头人嫌他是个残废的汉人，逼着伤还没好的廖永和去荒漠放羊，将他贬为了毫无尊严的奴隶。在广袤荒凉的柴达木盆地，廖永和受尽了折磨。
管家那蘸了水的牛皮鞭抽打在背上，皮开肉绽。为了防止被疯狂搜捕红军的马家军发现，他不得不隐藏姓名，改姓黄，逼着自己学说蒙语、忘记汉语。整整十二年里，因为常年不开口说母语，他的汉语发音器官甚至像生了锈一般，无法顺畅发音。
1942年，九死一生的廖永和终于趁着看管松懈，连夜溜出帐篷逃脱。他一瘸一拐地跑到巴音河畔，挖了个土洞住下，学了补皮靴的手艺，在集市摆摊糊口。在这里，他娶了蒙古族姑娘格民为妻，过起了隐姓埋名的平民生活。但他的心里，始终牵挂着红军，他的目光常常越过荒凉的戈壁，望向东边。
直到1949年9月，青海解放的消息风一样传遍了草原。听到“红军又回来了，把马家军打跑了”的消息，廖永和浑身颤抖。他甚至顾不上多带行李，收拾起补鞋木箱和鞋楦，跟着赶骆驼的马帮，靠着一双烂脚，在风沙里苦苦行走了18天，终于赶到了西宁。
当他看到军管会门前站岗的解放军哨兵，看到那颗在雨后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红星帽徽时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
十二年的委屈、痛苦、坚持和信仰，在这一刻彻底决堤。因为太久不说汉语，他急得满头大汗，喉咙里卡得直响，只能用极度生硬、古怪的音节，吃力地吐出几个词：“大别山……红军……廖营长……”
军管会大惊，连忙找来翻译。当翻译用蒙语询问他时，廖永和死死咬着牙，喉结猛烈耸动，眼中泪水夺眶而出，从肺腑深处逼出了他阔别十二年的母语：“我……是……红军！我要归队！”
当时的青海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亲自接见了他。经过仔细盘问和军史档案核实，组织证实了廖永和的真实身份。廖汉生激动地握住他的手，热泪盈眶。
1950年3月，组织重新吸收廖永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安排他前往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。毕业后，廖永和没有选择回大别山享清福，而是留在了曾经奴役他的柴达木。
他先后出任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、县长，在昔日贫瘠的草原上，带领各族群众建设出崭新的牧区，一干就是二十四年。1973年，由于身体原因，他被组织照顾回到家乡安徽金寨红军休养所。
廖永和用一生的血与骨，践行了对党最绝对的忠诚。十二年为奴，他隐去了声音前三配资公司，隐去了名字，却在茫茫戈壁滩的每一阵风沙里，死死守住了心中那颗鲜红的红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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